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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琴，这项代表中国文人游艺生活之首的乐器，在明代得到了长足的发展，上自帝王贵族，如藩王宁、郑、衡、益、潞及崇昭王妃等，下至文人雅士及平民，流行一时，听琴、抚琴蔚为风尚。尤其是明代四大藩王(宁、衡、益、潞)在斫琴、纂集琴谱和弹琴方面皆成果斐然，在中国古琴文化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。
审言之，古琴原本是文人雅士修身养性的道器，在明代藩王的生活里则除了保留传统文人的象征价值外，又与更宽广的历史、社会脉络之间产生关联，反映出藩王们如何借助古琴构建其身份地位的价值观，呈现出与一般明代文人琴不同的文化意义。
然而，正史中对明代四大藩王在古琴方面的贡献所载极少，只能借助于一些琴书的记载。而其中记载最多者即是清末民初琴学大家杨宗稷的《琴学丛书·琴话四》，其中有谓“明宁、衡、益、潞四王皆能琴，潞琴最多，益次之，宁、衡最少”，同时，杨氏对诸藩王琴也提出不同的见解，散见于其《琴学丛书》中。以下笔者即参考杨氏论述及其他相关史料，特就潞王琴所反映的文化意义与审美观加以讨论。
潞王琴的象征涵义
传统文人的琴道观多半是从文人修身养性的意义上来看，潞王也传承了这个在传统文人心中根深蒂固的观念，他对嵇康的《琴赋》的观点十分认同，其编纂的《古音正宗》卷首之崇祯七年甲戌序中提出嵇康有谓“众器之中，琴德最优”“能尽雅琴，唯至人”，他还说道：“孤于琴理素心有获，岂徒宜弦徽、协宫商而已哉，诚以导养神气，宣和情志焉耳。” 同时，他也强调之所以纂集琴书《古音正宗》，乃因“谱正”“按形”乃“合道”之法，在这些前提下，潞王亲自监制古琴。
然而，由于史料不足征，我们尚难以了解古琴在潞王王室中存在的脉络，也无法了解潞王是如何运用他的政治权力、资源来大量地监制古琴，但潞王琴的生产，其具体的政治意义显而易见，古琴在潞王的手中已成为政治权力、身份地位的象征，原本作为文人雅士收藏品的古琴，成为帝王权力展现的官方物品。换言之，潞王大量监制古琴，其目的显然与传统文人抚琴操缦以怡养情态的境界不同。
因此，可以推论，潞王琴若具有政治方面的象征意义，其必然有不同于民间斫琴的特点，而形成在特定时空下的艺术特质，才能成就超越历史的价值。所以，在潞王纂集的《古音正宗》里可以发现，潞王在遍审前人的琴式后，创发了“中和琴式”的体制，展现出“中和琴式”在特定的历史时空的文化构建下所表现的独特风格。在《古音正宗》里明确地记载此琴制的涵义：“是制也，额起八棱，以按八节；腰起四棱，以按四时；龙池上圆，凤沼下方，以按天圆地方; 琴尾作环云，托尾作双星，以按景星庆云，乃成天象，名曰中和。”可知，潞王琴琴式的设计是由八节气、四时、天圆地方、环云、双星组构而成的“天象”，再加上体现儒家传统思想的“中和”琴名，使潞王琴的琴身各部位都被赋予了高度的象征价值。
换言之，潞王琴除了概括地传承嵇康思想以外，藉抚琴以“导养神气，宣和情志”的观念，加上古琴本身所代表的政治教化的意义，其实也可能隐涵着以古琴（众乐之君）来表现自己的权力与地位的目的。因此，潞王本身既弹琴，纂集琴书，也大量斫琴，凡此皆是为了与其政治理想相得益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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