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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伯鲁是“关学宗传”柏景伟的关门弟子,“关学”宗师张载爱国重教、学以致用的思想扎根其心。清末国事日非,英、美、法瓜分在前,日、俄、德垂涎于后,中华民族势若累卵。1898年康、梁宣传维新变法,宋伯鲁即出而响应,躬与机密,半年内,由康有为起草,以宋伯鲁名义向皇帝上书的奏章就有10份,宋成为康梁维新运动的重要骨干之一。事败被清廷通缉,宋伯鲁先避居意大利使馆,旋匿居上海3年,期间一度赴日本。光绪二十八年(1902年)携眷归陕,门生故旧迎于百里之外。陕西巡抚升允向清廷请奏,致宋身陷囹圄。3年后获释出狱,伊犁将军长庚因慕其名,请赴新疆参与治理机宜。1911年10月西安反清起义成功后,秦陇复汉军兵马都督张云山请宋伯鲁参与军机大事,委其为兵马都督府参谋官。1918年当选为国会议员。宋伯鲁精通诸子百家,旁通佛、道、医、星象之学,诗、书、画造诣精深,时人誉为“三绝”。其著述甚丰,有《新疆建置志》《新疆山脉志》《西辕琐记》《地理辩证发微》《焚余草》《己亥谈时》《知唐桑艾录》《海棠仙馆诗集》《心太平轩书画论》等20种。
宋伯鲁精鉴定,富收藏。宋曾收藏北宋旧拓《怀仁集王圣教序》未断本,与友人所藏宋拓相较后,于未断本后题长跋,指出此本与友人所藏拓本有7处不同,且比友人所藏拓本时间更早。除书画、善本、碑帖、名砚外,因宋氏酷爱佛道,故佛道典籍占其收藏大宗。敦煌藏经被发现后,经斯坦因等人洗劫,所余运至北京,达官贵人争相求购,宋伯鲁曾购得精品数卷。陕西辛亥之役,甘军犯陕,1912年攻占礼泉后,宋之藏品遭洗劫。
宋伯鲁书画饮誉海内外,历来为藏家所重。上世纪40年代,日本《支那墨迹大成》中就收有宋伯鲁手迹。党晴梵,民国时期陕西之大学者也,其在《关中画苑及宋芝田》一文中说:“去岁至南京,所谓京市最著之文具店清秘阁、荣宝斋两家,皆代售(芝田)先生手迹。字一楹联需银十余元,画一条幅需银五十元,有时犹求之不得。”
宋伯鲁之书,纯出于帖学,乃二王、赵孟一脉。宋伯鲁少习欧阳询《皇甫诞》、钟绍京《灵飞经》,后习赵孟《道教》《龙兴》《虎丘》,兼习《定武兰亭》,旁涉阁帖,复涉宋明诸名家。在精研晋、唐、宋、元、明诸多大家后,宋代独推赵孟。他在《心太平轩书画论》中云:“积之既久,始恍然,二王之后,断推松雪翁为集书学之大成,余子各得会稽乔梓一体耳。”并认为“右军以后无草书”,对张旭、怀素颇有微词:“颠素以降则奔逸太过,所谓‘惊蛇走虺势入户,骤雨旋风声满堂’者,不免堕入异趣矣!”亦不喜柳公权书“剑拔弩张之势”。宋伯鲁是硕儒,追求的是“中和之美”。以帖学为正宗而不染魏碑者,在宋氏之后亦不乏其人,如白蕉、潘伯鹰、启功等人,其书“郁郁乎文哉”的内美又有几人可及?宋伯鲁虽持论偏颇,但确是二王一系优秀传统的忠实继承者。
宋伯鲁晚年最大的贡献是主持修纂《续修陕西省通志稿》。他任陕西省通志局(馆)总纂、馆长,主持续修《陕西通志》,亲自制订大纲,选定修纂人员,严审各卷书稿。自1923年始修至1934年印成,历时10余年,全书分28门类,汇集为120册。不幸宋于这部陕西大型志书出版前的1932年8月7日病逝于西安,享年79岁。宋伯鲁逝世后,通志馆筹办丧事并停止办公3日以示哀悼。陕西省各界人士杨虎城、邵力子等名流及各团体送有挽幛,国民政府要员于右任、戴季陶、焦易堂等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致哀。国内各大报纸如《中央日报》《大公报》《民国日报》《新秦日报》等刊载丧事消息与纪念文章。出葬之日,土地庙十字一带挤满送葬人群,自南门以至八里村,辄见路祭香案。坟在长安韦曲镇四府村。
党晴梵在《关中画苑及宋芝田》一文中云:“宋芝田先生巍然一老,如鲁灵光,八十犹健,文章书画不减当年。忽闻于昨捐馆,实令全国艺苑减色,固不徒陕西之不幸也。”又撰一联挽之:“谏垣封事,边塞从军,平生夙抱安危志;皇子陂荒,海棠馆冷,老去空教书画传。”盖言宋伯鲁以政治人生始,以学术与艺术人生终,虽不悲壮,却令人敬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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